有利于农民增收的财政政策取向

　　近年来，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，对扩大内需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测算，1998-2000年间，国家积极财政政策对当年GDP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1.5、3.5、2.3个百分点。但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，积极财政政策的分配效应并不理想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自1997年以来连续4年下降，与保持高速增长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形成反差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降反增，且逐年扩大。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较，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从1997年的2.5倍（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）逐年上升到2001年的2.9倍。3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总体上是向城镇居民倾斜的。 

从长期看，如果收入分配不能得到改善，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果就要受到很大限制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积极财政政策不但不能淡出,而且在政策设计和实施的重点上还要进行积极的调整,把重点放在促进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化和改善经济结构方面。那么，积极财政政策如何实施，才能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水平、缩小城乡差距、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呢？ 

　　我们认为，就增加农民收入来说，财政政策调整应该包括二方面的内容：第一，加强对农业与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，提高财政支农的比重，增加用于农村发展的国债资金；第二，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整的方向上，应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、加强农村教育、促进农村就业、减少农业人口，增强农民增收的内生性动力。 

　　首先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结合起来，通过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持力度，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，转移农业劳动力，减少农业人口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。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多，素质低，资金技术相对稀缺，这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国情，也是农民收入难以增加的根本原因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的城镇化。而仅有劳动力的“空间转移”，而无“产业转移”则会导致“超城市化”，最终妨碍的不仅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，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因此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与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结合起来，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，不仅要使农民有机会、有能力进城，而且进城能找到稳定的工作。 

　　其次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由城市转向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。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大、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，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。如江苏、浙江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，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明显。而与城市相比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如乡村公路，乡村电网，建立自来水供应系统和广播电视接收、发送装置等，投资规模一般不大，投资较为分散，具有投资少，工期短，见效快，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，使用的物质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，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更为明显。这类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劳动密集，以使用农村廉价劳动力为主，所以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，还能够在农村地区创造出许多就业机会，直接增加农民收入。因此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由城市转向农村地区，更大规模地开展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；以公路、电网、供排水、通讯为重点的农村生产生活设施建设。 

　　再次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利于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。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仅影响消费需求的扩张，同时也容易引起社会矛盾。因此，积极财政政策要与农村税费改革结合起来，要与乡镇财政体制改革结合起来，增加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。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取消、减免乡镇财政针对农村人口的各种行政性收费，不足部分可考虑由上级财政补足。取消贫困地区的农业税、农业特产税、屠宰税，以减负促增收。 

　　最后，根据不同类型地区，实施分区的财政政策。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。因此，针对不同的地区，应采取不同的政策，切忌“一刀切”。从不同的区域来看，在东部发达地区，农业已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，农民增收应以减少农村人口为主。中部地区多为粮食主产区，提高农民收入应从稳定农产品价格，保持合理的工农产品比价入手；继续推进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，将保护价集中用于粮食主产区，加强对粮食主产区投资力度，适当增加对主产区农民的收入补贴；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，使农民更多地从农产品加工和流通领域分享利润。在经济较落后的西部地区，需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，改善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条件，同时增加转移支付力度，减轻农民负担。